事实上，这个临时成立的国务院煤电油运应急指挥中心，虽然有其他部委作为其组成单位，然而，实际工作中不可能具有凌驾于这些部委之上的统一指挥权，而只是一个与其他部委平级的临时性部门，这就造成了工作中难以协调的问题。
“同级部门协调这些政府强势部门存在相当难度，即使国务院副总理担任专项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协调该副总理分管之外的其他部门也有相当难度。”某政府机构改革专家表示，“现有应急机构主要是针对某一领域的突发事件设立的，机构之间沟通相对不足，预警信息发布后难以形成统一的应对合力。”
许多专家表示，指挥部、应急办职能的划分和确定还需进一步摸索和明确。
应急办与议事协调机构应各司其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虽然在灾害时设立了临时性的指挥部门，但它们在实际运作中，往往与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能协调发生冲突，政令难以统一。”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该将现在专门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灾害事件的常设性的国务院应急办的职能升级，由国务院统一领导，而且这个指挥部门在灾害时的处置权力是凌驾于其他各部之上的，这样才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统筹协调安排。
《我国应急管理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思路》课题报告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国务院应急办协调若干个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的综合应急行政体制。”
按照这种思路，应急办与议事协调机构在职能划分上就应各有侧重，避免交叉，分工明确，协调互补。
该报告还强调，国务院应急办综合协调和信息枢纽的功能应该明确和完善，“要以中编办的批复精神为依据，进一步调整和划分各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能。在常态由应急办综合协调多个议事协调机构实施应急管理；在危机时刻由指挥部行使指挥和处置权，或者按照预案处置危机。”
“国务院应急办成立后，一些部门没人管、政策管不了的应急工作有向应急办集中的趋势，应急办协助国务院领导直接处置危机的工作量增加，各议事协调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加大，应该确保国务院应急办的编制充足和协调权威。”该课题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蒋省三表示。
成立“应急部”？
从目前的应急管理体制及机构设置来看，无论是在常态工作还是在非常态工作中，作为常设性机构的国务院应急办和作为临时性机构的国务院应急指挥中心都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职责。
莫纪宏指出，目前的应急办和指挥部门缺乏高度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各级政府下属的应急办只是一种协调性机构，还不能真正具有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职权。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还存在以部门职能为中心的部门主义倾向，缺少单一的应急指挥组织管理系统。
正因如此，才有部分人士建议，应该整合现有的包括常设性机构的应急办和临时性机构的指挥部等国家应急管理机构的职能，并在国务院和现有的各部委之间增加一个层级，单独设立一个部委来专门管理重大突发事件和应急问题，以克服目前在突发事件应对组织体制领域过于分散、制度化水平低的弊端，并增强其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的统筹协调职权。如设立国家应急部或国家应急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专人负责，并抽掉原来那些部委在应急管理方面的人员和职能，将其统一并入这个“应急部”，这样，在应急管理上，其他部委实际上就变成了办事机构。如此设置，表面看是增加了一个部，但实际上，因新增设的这个部的人员基本来源于其他部委的相关人员，故并不存在人员与机构庞杂的问题，不涉及各部的拆分合并和部门利益调整，容易操作。
但也有专家对成立应急部这样的建议持有异议，认为提升应急办职能，成立应急部，是否会陷入像其他部委一样，虽然机构得到升级，但职能却未转变的怪圈。
实现社会自我救急
有论者认为，理顺当前应急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机构矛盾当然是必要的，但更为主要的是，要充分进行社会动员，发挥民间社会的自我救助功能。应该充分意识到，民间社会自治也是应急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民间社会自治与自救机制，是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变革的根本方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目前中国的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而且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针对目前应急救灾中经常动用军队的问题，民间分析家顾则徐认为，军队是用来打仗和国防的，而不是用来应急的，如果动用军队，就表明一个国家已经处于非正常状态，会造成某种不安定的社会心理。因此，改革应急体制，核心是要让位于民间和社会。
莫纪宏也表示，军队主要起救援作用，军队管理与地方管理是两套体制，涉及军事安全，很复杂。现在中国处于和平时期，主要还是应该依靠日常的应急力量，发挥当地老百姓的积极作用。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认为，在战胜灾害的斗争中，政府是主导力量，社会组织与广大民众则是主体力量，对社会的动员则是使这两支力量协同作战、形成合力的桥梁与纽带。社会单位、社区、非政府组织等作为政府与大众之间的中介力量，在今后的抗击灾害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由行政动员机制向社会自身的动员机制的变化，无疑会使社会动员形成一种合力机制，发挥出更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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