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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软件之父:盖茨基金会投资正在悖离慈善
文: 财经时报 评论 ( 0 ) 条 ( 0 ) 砖 ( 0 ) 好 论坛 博客
阅读提示:在盖茨眼中,慈善是另一种投资。受捐助团体必须达到基金会规定的目标,基金会也会进行定期考核,作为下次是否捐助的依据。但这种慈善模式似乎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老黑客,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在盖茨眼中,慈善是另一种投资。受捐助团体必须达到基金会规定的目标,基金会也会进行定期考核,作为下次是否捐助的依据。但这种慈善模式似乎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老黑客,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有一顶用磁盘做成的圆帽,这是他在世界各地演讲时的标准扮相。这个装扮有如头顶光环,光环之下,是过肩长发、连鬓花白胡,还有啤酒肚。

这位纽约曼哈顿人已55岁了,他1974年哈佛毕业后就是职业黑客,而1973年比尔·盖茨才刚刚大一入学。当个人PC时代到来时,盖茨将自由拷贝软件的人称为“贼”,斯托曼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则因为许多程序员投入市场怀抱而大伤元气,他成为留在实验室的最后一名黑客。

斯托曼常常讲起当年的一个故事,实验室买了台厂商没有提供源代码的激光打印机,他想修改一下驱动程序,于是打算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拷贝一份。结局是他被拒绝了,因为对方和厂商签署了保密协议。

这意味着,软件不再自由,“一个时代结束了”。斯托曼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并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他不反对商业化,但至今痛恨不开放源代码的微软。“我不会因为他拿不义之财去做了慈善,就让他为微软做的错事戴上合法性的光环。”斯托曼对《财经时报》记者说。

慈善商业化

最近,斯托曼在BBC撰文,他引用《洛杉矶时报》的调查报告,称盖茨基金会并没有真正帮助穷人。因为《洛杉矶时报》发现“盖茨基金会每年将 5%-10%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其余的用于投资,甚至盖茨基金会的投资对象正是那些破坏了贫穷国家环境的公司,是那些使穷人染上疾病的罪魁祸首”。

他还表示,“我听说(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人员从私人感情上比较倾向于对贫穷国家的药品(实施)专利权,这是反对强行执行专利权的人告诉我的”。

位于西雅图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媒体小组在回答《财经时报》的询问时介绍道,从2006年开始,基金会建立了两个实体,一个专门接受捐款的基金会,还有一个专门管理捐款的基金会财产信托公司。这就使基金会的投资与援助项目区分开来,盖茨基金会不评论具体的投资。

准确地说,2007年盖茨基金总资产约达到388亿美元,花出的钱约2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总额的5%——这个数字符合美国慈善的游戏规则。美国的法律规定只要求将每年资本的5%花出去,其他95%可以流动。法律让慈善基金的运转建立起成熟的模式,也让在1930年只有6500万美元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现在的资产达到170亿美元。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近期也将其掌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18亿美元的股票捐赠给了盖茨基金会。盖茨的律师在一份文件中说,巴菲特将其公司的 451250份B级股(当天股价为3999美元)捐赠给了盖茨基金会。但难以忽略的是,巴菲特同时也是盖茨基金会财产信托公司的信托人。

这些捐款中的大部分将会被用于投资,比如说中国的A股。早在2004年盖茨基金会就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A股市场。截至2007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基金会先后参与27只股票的交易。这是盖茨基金会“分散风险、保守投资”理念的直接映射。

2007年,基金会负责人谢丽尔·斯科特(Cheryl Scott)在面对“部分投资行为与基金会的初衷相违背”的舆论指责时就说,“投资问题很复杂,我们欢迎公开讨论,如果发现个别企业或行业确实对社会造成了损害,我们将退出对其投资。”

质疑与挑战

毋庸置疑的是,基金会的援助是奏效的。在盖茨夫妇写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被成功援助的非洲案例:在马拉维,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7岁。当一个男人死后,他的父母和同胞通常会夺取他的钱财,让他的妻子和子女一无所有。于是基金会分发了“智能卡”,这些卡与ATM卡相似,能让妇女们将钱财存到一个通过拇指指纹扫描仪保护的、高度机密的储蓄账户中。只有持卡人本人使用唯一的拇指指纹才能使用该账户。“智能卡在马拉维相当受欢迎,如今已成为非常通用的结婚礼物。”

但这种纯慈善的援助远远不能涵盖盖茨基金会的全部内涵。合理投资、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这是卡内基现代慈善理念的核心,盖茨基金会的日常运转诠释了这一理念。在盖茨眼中,慈善是另一种投资。他称援助的受益者是“生意合伙人”,这就意味着受捐助团体必须达到基金会规定的目标,基金会也会进行定期考核,作为下次是否捐助的依据。

但这种慈善模式似乎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的备忘录中,前任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部主管阿拉塔·科崎提出过自己的忧虑——“有条件的捐助让我们感觉被挟持”。他认为,虽然盖茨基金会捐给世界卫生组织的钱作用巨大,但接受捐款就必须服从于支持自己的机构的意愿,这将直接导致科学家研究的独立性难以保证。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盖茨就像出售windows XP一样把慈善出售给被援助对象,使援助蒙上了商业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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